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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四、对行政批示的法律规制 行政公权力的行使本应在规则之下运行才具有合法性，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侵权要赔偿，但现实的行政批示行为往往表现为隐蔽的状态，批示的范围、形式、程序和责任的承担都缺乏应有的规范，而且许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红头文件来加强对行政批示的重视和落实。[16]这种阶梯式的权力结构，既保证了组织架构之稳固，确立了不同岗位的权力与责任，又实现了组织系统内部的高效运转、协调与控制。

第四种分类是依据批示针对对象的不同分为针对不特定事和不特定人的批示与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事的批示。作者简介：王学辉，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工商局吊销两企业营业执照。为了正确把握行政批示的外延，需要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类行政批示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虽然个案批示并不直接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触及当事人，但是，与行政执法有关的对外法律文书往往都是依据批示做出的，这种批示一经作出，执法人员必须予以落实。

批示范围的讨论最终涉及的是批示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的讨论。[17]参见前注[15]，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书，第17页。[66] 然而，这些声音没有成为该时期《东方杂志》的主流。

[60] 尽管这些作者并未明确打出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旗号，但他们的潜台词无疑是，只有(而且只要)以立宪的方式解决财政制度的民主正当性问题，政府才能(而且必能)从基层社会中获取大量财政收入，从而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故中国不获与俄罗斯并驾，竟将与土耳其同讥。[33]为着治理这些蒙蔽，作者最后开出的药方是殆非立宪不为功。相比于该时期《东方杂志》的其余文章，该文建构了一个最为清晰的立宪-富强之国的历史谱系。

而立宪政体也不必然导致弱国家，虽然波兰和匈牙利国家议会中的贵族精英导致国家军事力量瘫痪，但光荣革命以来英格兰议会中的议员却督促政府的军事、财政和官僚体制不断近代化，并最终造就了日不落帝国。当然，这种对天皇神格的崇拜与立宪政体间的激烈冲突，要到昭和前期(1926-1945)才会彻底爆发出来。

[83]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页。同时，在军队规模得以扩大的同时，武器装备也得到统一(尤其是主要陆战武器实现了国产化)，以陆军军官学校为核心的军官养成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乃至步兵训练操典也被统一替换成普鲁士模式。在对先驱人物艰苦的智识努力表达充分的同情和敬意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客观地看待这种努力的成就和局限。在军人素质方面，依靠门第而被提拔的俄国军官，以及俄国文盲士兵(即使他们与日本军人同样勇敢)，也无法和接受过军校教育的日本军官和有着严格训练的日本士兵相抗衡。

通过引用康熙年间上谕中的文字，孙氏将清朝祖训认定为破除臃蔽，上下一心。[37] 因此，无论是对于20世纪之前的经世学家或变法人士，还是对于20世纪初的国内立宪派而言，关键的问题都在于如何破除蒙蔽。[72]参见藤原彰，见前注[67]，第19-55页。随后他开始介绍明治日本和欧洲各国是如何通过立宪实现君民上下一心合通国之民，共治一国，从而走向富强的。

[12] 《东方杂志》在创办初期的选报性质，使得它成为考察该时期国内各路立宪派之言论的适当参考材料。该问题将是本文下一部分的议题之一。

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则空言法政改革不足以抵御外患：是则虽举国之学校已开，法律已改，官制新定，译书遍野，农商并辟，理财有术，议院大成，国民皆得自由，士人皆通外学，才俊如林，雄杰满野，岂能以肉薄而御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乎？[81]因此，对于当时国内立宪派极力鼓吹的定宪法、开国会主张，康氏并未在此时积极响应。孟森：夏君粹方小传，载高翰卿等：《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18-19页。

[32]见前注[29]，第107页。[52] 在这些作者眼中，由于立宪国国民有爱国心，所以连征兵也更为容易，而专制政体则相反。立宪国胜专制国的命题，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科学就政体类型与国家能力间关系所展现的复杂图景。[13]参见丁文，见前注[5]，第7页。[56]与本文故事更相关的是，当19世纪初绝对主义政体下的普鲁士被大革命后的法国在战场上击溃时，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们也正是感慨于革命激起了全体法国人的民族活力，相比之下普鲁士的士兵却由于机械、专断的政治军事体制，而缺乏足够的爱国心。既享此权利，与有其国而为公民，则其必当尽卫国之义务，且即以自卫其权利明矣。

第一个层面是法权意义上的国家。至于泰西各国何以立宪而强，作者主张兹不必深论。

近邻日本则洎乎明治维新，废三职、八局，置上下议院，使民人得参谋朝政，而文明之进化一新，近挟其膨胀势力，纵横于海上，迄今列强咸羡慕之，谓东方将出一英国。首先，财政正当性并不等同于增加财政收入的正当性。

[42]孙宝琦：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第81页。此实中国今日之现势也。

鉴于这种言论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政思想与实践的深远影响，有必要追问的是：身处变革前夕的清末法律人在这个议题上，是否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所声称的立宪和富强间的正相关联系，是否提供了可靠的论证？ 1904-1905年间的国内立宪派承担了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81]康有为，同上注，第82页。早在1899年，在由梁启超编译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埃特曼认为，英国式的官僚立宪主义，能够将参与式地方政府与一个具备独立统治能力的强势中央政府结合起来，从而带来了法国大革命之前最为强大的国家能力。

[67]有两位军官，即在旅顺堵塞作战时沉船牺牲的广濑武夫，以及率部进攻辽阳一处俄军残余据点时阵亡的橘周太，被政府和军方塑造为体现着武士美德的军神。与其他民族国家一起竞争于世界舞台，此时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三)海外立宪派的立宪强国论 本文之所以选取日俄战争时期国内立宪派立宪国胜专制国话语这一个案作为研究对象，既是由于这一话语在近代立宪史书写中的关键地位，又是由于这一话语或口号在现当代思想界所能获得的未经反思的情感共鸣。而以专制国言之，则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者也，国者一人之国，权利者不公遍之权利，其民固无与于国，而无有于国之权利者也，如此则亦无卫国之义务。

在这幅图景的启发下，我们对于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近代意义上立宪国与专制国究竟孰强孰弱——的探讨，也就能够更加具体和明确。而这种爱国心，又是被认定为立宪政体赋予国民各类权利(包括私权利和参政权)后的结果。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立宪国胜专制国言论，亦可称为立宪强国论。[28]这方面最精彩的研究，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尤其第265-276页。在一定程度上，日俄战争时期的国内立宪派在为立宪强国论提供种种论据时，未能清晰意识到国族建构和国家建设这两个历史进程间的区别。这一现象，既与甲午战争以来以日为师的风气，以及俄国在义和团事件后强占东北领土到期未还(而这正是本次战争的导火索)等背景有关，又与当时俄国在上海舆论界几乎没有代言人这一直接原因有关。

参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载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8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出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近代宪法思想强调依法行政、正当程序、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等制度要素，从而导致行政权在实际运行中的规范化和对权利的尊重。

皇帝一言，当代遵为科律。以国会解决财政正当性问题后人民信用既深，故踊跃输将，无所于吝。

[5]参见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1-72页。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很不开展、缺乏训练的人……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有质量高的人才……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